“明清以来华北核心区的水与环境”工作坊顺利举行
2023年11月22日至23日，“明清以来华北核心区的水与环境”工作坊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211室进行。本次工作坊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主办，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运河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7ZDA184）与“明清华北核心区生态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研究”（22&ZD224）联合承办。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12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十余名学者进行报告、评议与讨论，另有部分校内外的老师与同学旁听了本次工作坊。
11月22日上午8:30，工作坊正式开幕。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仲伟民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他说，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来看，“水”都是华北核心区的一个核心议题，值得深入研究，希望将来能在比较的视野下重新考察华北核心区的水与环境。随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马俊亚教授致辞，表示本次工作坊有助于推进相关议题的深入讨论，也感谢主办方的精心安排。
黄河与环境
22日上午9：00-12：30是第一场，主题为“黄河与华北核心区环境变迁”，包含四场报告，由仲伟民教授主持。
韩昭庆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考察了明清时期黄河下游变迁对华北水系的影响。她认为，黄河长期夺淮对淮河河流、湖泊水系的影响与日俱增，随着治河方略的变化，影响的地点和方式也发生变化。一方面，泥沙淤填使得射阳湖等湖泊缩小乃至消亡，另一方面催生了洪泽湖等一系列潴水新生型湖泊。更为重要的是，20世纪的黄河既包含了人类的各种工程技术，也包含了“自然”环境的种种特征。几个世纪的水利建设已经使黄河成为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的混合体。评议人阿风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提问：其一，黄河夺淮对运河是前期还是后期影响大？其二，元明清哪个朝代治河最好？其三，清康熙年间江苏和安徽分省之后对黄河治理有何不利影响？韩昭庆回应，前期和后期影响没法作量化的比较，黄河是一条“人化”的河流，明代以保护祖陵为第一要务，而清代治河相对成功，分省问题已有学者作了相应讨论。
贾国静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探析了清代黄河下游的水利问题。她认为，靳辅治河构造的巨大的清黄水网络，将防洪、灌溉、水运勾连，可称为“防洪型水利网络”。一方面由于防洪保漕乃国家大政，关系政权安危；另一方面则因为黄河自身的水沙特性所在，在前近代农业文明之下，难有技术可以突破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资源的边界。除国家与社会外，环境与技术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评议人凌滟助理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提问，防洪和灌溉是不是在时间上有先后？马俊亚教授则认为，靳辅治河给老百姓带来了大量负担，且效果不佳。
申志锋讲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讨论了明清以来黄河下游的土地生态变迁。他围绕“土地生态”的概念、明清“河下沙碱地”考略、清代中牟地区黄河工程与农作生态的关系、近代“河下沙碱”被淤灌治理的模式、近代以来豫北黄卫之间土地生态变迁与民众生计适应等五个主题展开详细论述。他认为，豫北黄卫之间土地生态变迁中人与自然的互动，折射出环境史视野下的区域应该作为一个“环境共同体”来看待。评议人袁钰莹助理研究员（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问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如土地的环境变动如何影响税则，以及政府与百姓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冲突？王正华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认为，本场报告所涉多为历史地理，但少见“人”的身影，希望看到更多具体的个体。
毕鲁瑶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从泉水切入，考察了明清鲁中山区水资源的利用秩序。她发现，较之山陕地区的“泉域社会”，鲁中山区泉源开发、泉水型水利经济等指标相对滞后。尽管运河体制下政府禁止民间利用泉水资源，但民众在不“阻绝”泉源的情况下，存在有限度利用泉水的可能，形成了国家管控的运河泉源与非国家管控的泉、池、溪、涧的两套用水模式。评议人贾国静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提醒，鲁中山区北面济南、商丘等地的泉水无需济运，也应纳入考量。
北京周边水环境
22日下午14:00-17:15为第二场，主题是“北京周边水环境”，包含三场报告，由阿风教授主持。
赵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华侨大学）在历史生态学视域下考察京畿水环境问题。她通过对档案等文献的梳理，揭示清代京畿水环境的“景观变动”，即人类扰动下水环境并非为“稳态”系统，而是随时间连续扰动，被“重写”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塑造的过程，如西山水系、昆明湖、冰窖湿地等。她通过人水关系这一主线，讨论在水环境变动下，清廷与地方社会的应对、适应和塑造，以及水环境相关理念的产生与制度建构的过程，如引河、剥运、筑堤、湿地恢复等。评议人韩昭庆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认为，是否采用跨学科资料并不构成历史地理、环境史与历史生态学的根本区别，有时只是学者们的个人习惯。
袁钰莹助理研究员（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探究了明清永定河的治理及其环境影响。她发现，随着堤坝不断延伸，永定河逐渐人工化，生态环境变迁引发社会经济变化，产生连锁反应。永定河治理始终以服务国家需求为基本出发点，河流逐步人工化的过程及其引发的环境后果，体现了社会、经济、政治与自然环境遭遇时的对抗性关系，以及技术水平制约下，人力对自然的征服与被征服。评议人高元杰讲师（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建议，可以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考察环境变动下的人群及其生计模式的变化。
崔思朋研究员（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分析了清代华北地区繁荣发展对北部边疆开发建设的历史影响。他认为，清代河套地区水利建设与管理经历了从清初至道光朝之前以民间自发为主，道光朝至光绪朝中期以地商为主导，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督办河套垦务后收归官有的变化阶段。评议人王正华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提问，黄河作为河套地区与华北地区跨区域的媒介，如何将这两个地方勾连起来？
此外，工作坊特邀杜龙江高级工程师（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进行报告，以增添跨学科视角。他以近2200年以来海河流域为例，在数字孪生框架下，以水文学和地理学理论方法为依托，利用物探、GIS/遥感空间观测数据与历史文献互为印证，注重历史时期海河流域演化过程的定量化、模型化研究，对流域人水耦合机制进行解耦分析，综合考察了流域时空演变与人类活动影响。在场师生请教了杜老师有关GIS制图的具体问题。
运河与环境
23日上午9:00-12:15为第三场，主题是“运河与华北核心区环境变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正华主持。
马俊亚教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探究了大运河“从旷世创举到折残四渎”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明清政府视漕粮海运为畏途的理由自相矛盾，实际上河运较海运成本更高且更危险。对明清政府而言，保漕始终排在民生前面，这使得运河实际上成为一条“政治河”，违背天然水性修建水柜成为水灾频发的重要诱因，而百姓福祉在明清政府的错误决策下成为被牺牲的“局部”。评议人赵珍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华侨大学）提出，既然海运有诸多优势，为何明清统治者都选择河运？这背后究竟是政治账还是经济账，值得深入研究。
凌滟助理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系统考察了明清运河工程体系的资源吸纳与居民生计之间的冲突。她认为，明代政府通过运河吸纳资源，至清代民间得以从中“分一杯羹”，清末罢漕后则分裂或半释放出大量资源。评议人申志锋（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提问，南旺湖的修堤是就地取材还是从外面运入原料，对本地农民造成了何种影响？运河泛滥对生计有何影响？
高元杰讲师（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探析了1874-1936年后漕运时代开凿的马厂减河与南运河的“主客易位”。他认为，马厂减河本是为运河正河泄洪而建的“泄洪道”，但其开凿于后漕运时代，伴随时代变局与地方权力的消长，马厂减河实际上用于小站屯垦的灌溉，而南运河淤积严重导致洪涝灾害与航运困难，直到1936年才由政府拨款进行疏浚。评议人毕鲁瑶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认为，本文展现了时代变局下的权力角逐对马厂减河与小站的影响。
在为期一天半的议程中，资深教授、青年学人与在读研究生共同围绕“明清以来华北核心区的水与环境”展开了深入研讨，评议环节也不乏思想交锋，学者们在会前、会后都进行了充分交流，工作坊圆满落幕。
文：郑梅婷（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图：鲁宇航（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