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大学·东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博士生论坛顺利举办
2026年10月17日至18日，第八届首尔大学·东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博士生论坛在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东南四层凯风大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办，来自韩国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日本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二十余位师生参与发表及评议。
17日上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方诚峰老师致开幕辞。他首先对首尔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师生远道而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论坛的创办历史与特点，强调论坛旨在促进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对话，期待大家在两天的研讨之中有所收获。
随后，论坛进入第一场报告，由清华大学孙正军老师主持。
东京大学博士生加藤彩未发表《秦简所见官吏理念——以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的比较为中心》。她注意到性质接近的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在内容上存在差异，认为这反映了伴随国家统一而来的官吏状况的变化，后者的颁布体现了不再依靠“乡俗”这一因地而异的模糊标准，而是将官吏置于“法”的明确标准之下、将其作为秦吏进行统一培养的方针。清华大学博士生张扬进行评议，他认为作者注意性质近似的“官箴”文书的差异，并结合文书制作时代解释差异之由，具有启发性，但样本数量不足可能影响文章观点的说服力。加藤彩未对此进行了回应，并同与会老师、同学就官箴书的文本性质、秦汉之际的法律与风俗、秦统一的具体历程与治理手段的关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左为发表人，右为评议人，下同）
东京大学博士生林喆发表《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张雄案”相关文书的复原与研究》。他依照“临湘县内的案件审理”“判决后的案件上报”“审理中的内部决策”的次序细致梳理了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张雄案”的相关文书构成，认为“张雄案”所留下的文书不能简单理解为同一文书的草稿、正本与副本，而应该视为一组伴随案件处理进程不断生成、变化的文书群。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成鹏进行评议，他认为作者以事务过程为核心研究五一广场简，较以往单纯着眼于文书复原与流程归纳的研究有所推进，并对文章如何加强论证提出了具体建议。林喆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征遝”的含义、“辞状”在汉唐时期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清华大学博士生华迪威发表《重构事件链：西晋贾充、庾纯之争的微观过程》。他详细梳理泰始八年贾充与庾纯之争的缘起及后续处置，力图还原其历史语境，指出贾充庾纯之争是观察西晋皇权运作、士庶隔阂与忠孝价值观实践的重要窗口，展现出中古时期政治事件中伦理话语与权力博弈的复杂互动。东京大学博士生加藤彩未进行评议，认为作者重构整个事件发展脉络，并揭示其与道德观念、政治意图及礼法等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尝试突破以往侧重政治派系斗争的解释路径，具有创新性。此外，她就晋武帝的处置方式、“敬”“忠”“孝”等伦理规范的性质差异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华迪威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围绕光禄勋的职权与皇帝关系、政治事件中的主观情绪、部分史料的理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随后，进入午休时间，与会师生前往人文楼参观科学博物馆展陈。结束后进行第二场报告，由东京大学吉泽诚一郎老师主持。
东京大学博士生杜珩发表《清代雍正时期苗疆统治的结构性矛盾与兵粮供给》。他以苗疆开辟至雍乾苗乱期间的兵粮供应体制为中心，考察了清廷在苗疆建立统治的结构性特征，以及这一统治体制对地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苗疆开辟以后，为维持驻军，清廷逐步构建起一个依赖苗疆外围地区的兵粮供应体系，但这一体系受到地理、商业等条件的制约，难以实现低成本而稳定的运行，官吏的剥削与压迫固然是导致苗乱的原因之一，但更应将其理解为兵粮供应体制在维持和运行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的具体体现。首尔大学博士生金赞镐评议认为，文章强调维持大规模驻军与地方经济条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将粮食采购运输、行政执行与居民负担视为相互关联的过程，重新审视了统治体系运作的条件，但需要思考既然清朝政府致力于实现稳定统治，为何仍未能突破这一剥削性结构，并建议进一步考察乾隆时期的相关政策。杜珩对此进行了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贵州地区改土归流中军事行动与民政管理的关系、新作物的引进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首尔大学博士生高锡炫发表《The Dual Characters of the Sibe and Their Changing Status within the Eight Banners during the Kangxi Reign》。他通过考察清朝康熙时期锡伯人的编旗、迁移与身份变迁等问题，分析锡伯人兼具阿哈（aha）与正身旗人、满洲与蒙古的双重属性，揭示清初东北地区族群身份及隶属关系的复杂性与动态变化。清华大学博士生姜语驰进行评议，认为论文有助于深化对清初八旗制度及东北统治秩序的认识，在史料运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创新性，但作者对锡伯人不同身份属性的概念边界、判断标准，以及这些属性如何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需要进一步论证。高锡炫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围绕对“双重属性”的理解进行了讨论。
稍事休息后，论坛进入第三场报告，由清华大学周思成老师主持。
东京大学博士生秋山知宏发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皇帝”与正统性》。他认为十六国前期各政权首次称帝均通过获取传国玺或夺取旧都并迁都等方式宣示正统，而进入十六国后期，正统性宣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这既与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更新有关，也导致在缺乏充分正统性宣示的情况下即称帝，使得皇帝作为全天下统治者的观念逐渐受到动摇，“皇帝”转变为中原地区统治者的称号。在这一背景下，北魏的“皇帝可汗”称号应运而生，而可以与其他称号并称的“皇帝”之号也由此延续至清代。首尔大学博士生姜民锡评议认为，报告揭示出源于夷夏之辩的“皇帝”称号的绝对性在十六国时期逐渐趋于相对化，是相关研究的重要进展，但推动政权称帝的根本因素、玉玺的意义、苻坚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仍需进一步讨论。秋山知宏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围绕十六国时期夷夏观念的变化、苻坚的政治“遗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清华大学博士生陈宇航发表《六朝江南对迦楼罗的接受》。他细致梳理迦楼罗在印度传统中的起源及其向东亚、东南亚的传播，透过道教文献考察六朝江南对迦楼罗的接受，指出本土道教依凭特定佛经文本吸纳迦楼罗，将其与汉地羽人升仙传统相融合，赋予其在末世、丧葬等语境中的守护功能，并发掘其在政治宣传、物质文化及乐舞艺术等领域的运用价值。东京大学博士生林喆进行评议，认为文章材料丰富、全面掌握相关研究进展、分析面向广泛，并充分关注新文化的本土改造问题，建议补充汉译佛教文献中的迦楼罗形象从而更清楚地呈现道教接受中的因袭和新变，并对部分史料的理解提出了具体看法。陈宇航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围绕本文的写作方式、佛道经书中迦楼罗形象的对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8日上午进行第四场报告，由首尔大学李沅埈老师主持。
清华大学博士生郭逸鹏发表《海床之上，雨林之下：古塔胶与海洋史的立体化、跨空间书写》。他借鉴“潜-海洋史”的视角，通过追踪古塔胶从雨林采集、贸易流通到海底电缆制造与铺设的物质旅程，揭示了帝国通信网络如何依赖地方生态环境、土著知识、华商中介网络以及殖民地劳动力而得以建立。他认为海底电缆不仅将海床从被动的自然环境转变为全球通信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也将海床与海洋东南亚雨林连接起来，传统的海陆二元划分需要反思。首尔大学博士生金砇志进行评议，她认为文章将目光从海面移向海底、再延伸至树冠之下的尝试，为理解这些空间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启发，但华商贸易系统的形成与维持以及不同参与者各自拥有的选择等问题仍有待作者通过更多具体案例展开分析，以阐明社会纽带、经济利益与地方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关系。郭逸鹏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围绕政权更迭对古塔胶贸易网络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首尔大学博士生金赞镐发表《The Process of Acquiring Voting Rights of Koreans in Imperial Japan》。他指出移居日本的朝鲜人具有“内地居民”与“殖民地臣民”两种不同身份，并利用议会记录、报刊及日记等丰富资料，对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如何获得并行使选举权进行了详尽考察。他认为朝鲜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无法仅通过“亲日”与“反日”或“合作”与“抵抗”等二元对立框架来充分理解，应放在由日本本土与其殖民地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更广阔政治史脉络中重新审视。东京大学博士生秋山知宏进行评议，他认为本研究为理解日朝政治史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认为文章可以从日本内阁的更迭、相关法律的颁行乃至朝鲜总督府统治体制的转变如何影响选举权和争取选举权的活动、居日朝鲜人是否与其他殖民地居民展开合作、日本与其他西方殖民帝国之间的比较等视角进一步研究。金赞镐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居住地等关系选举权的要素进行讨论。
首尔大学博士生姜民锡发表《Development Program on Mountainous Areas by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Use of Old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他主要考察20世纪50—60年代江西革命老根据地如何被纳入省级发展规划。他认为从当时江西领导层的视角来看，广阔且人口众多的革命老区并非仅是特殊关怀政策的对象，而是必须加以利用以促进全省发展的空间，因此制定了重点区域推进政策，并结合大跃进与革命老区中的有利因素，以实现自身目标，体现当时省级领导人具有一定的政策自主权。清华大学博士生郭逸鹏评议认为，本文跳出以往大跃进研究比较偏重全国宏观叙事、饥荒死亡率讨论的固有路径，将革命历史符号、省级政策实践、央地博弈、山区区域开发放到同一个分析框架里面，视角新颖、史料扎实，但可以进一步补充环境史的分析维度、深入挖掘革命老区历史符号的流变、向下拓展观察视角。金赞镐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江西的地理环境、影响江西不同区域发展的原因进行讨论。
午休期间，参会师生一同前往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参观“清华人文百年”展，追溯清华文科的缘起与发展。
18日下午首先进行第五场报告，由清华大学李欣然老师主持。
清华大学博士生董衡发表《试论元代辉州寺观的地方经营、碑刻表达与宗教秩序——以兴国院、灵阳观、天王院与玉虚观为中心》。她从教团组织的整体视角转向具体寺观，以辉州兴国院、灵阳观、天王院与玉虚观及其碑刻为中心，考察其在日常统治秩序下如何确立和维持地方位置。她认为诸寺观依托交叠的乡里、教门与仕宦关系获取支持，并借碑刻确认或重组既有关系，将其转化为可公开展示并持续援引的身份与名望依据，由此元代辉州的地方宗教秩序在不同寺观持续联结、整理和申明关系的过程中不断生成与调整。首尔大学博士生高锡炫评议认为，本文聚焦于各宗教机构与其当地社区建立的关系，并采用基于各机构具体历史背景来阐释碑铭记载差异的研究方法，具有说服力，可以进一步思考地理要素、空间条件在机构运营中的作用及个体宗教机构与更广泛的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董衡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立碑的目的、撰者的意图、碑文的阅读与接受等问题展开讨论。
首尔大学博士生金砇志发表《民国时期书灯田的收益资格争议与学校经费化——以浙江省龙泉县族产诉讼为中心》。她主要依据《龙泉司法档案选编》，考察1913年至1949年浙江省龙泉县围绕宗族教育用财产发生的诉讼，通过追踪诉状至执行的系列文书，还原纠纷的发展过程，并参照地方志与回忆资料，认识财产管理和地方教育财政的背景，从而分析教育环境的变化如何重组书灯田收益资格、收益分配以及将族产收益拨作学校经费的程序。她认为追踪教育用族产纠纷的过程，有助于从法律与惯行的交汇处考察近代转型中中国乡村社会的延续与调整。东京大学博士生杜珩评议认为，本文将视角落实到宗族成员个人的收益资格等具体问题，并避免“传统宗族被现代国家取代”的简单理解，注重其间的延续与调整，具有学术价值，并提出文章对“教育用族产”相关概念的解释还需加强、可以进一步思考诉讼史料的局限性及国家法律与宗族惯行之间的关系。金砇志对此进行回应，并同与会人员就诉讼史料的真实性、法官之外政治因素对判决的影响、相关法律规定与族产受益资格等问题展开讨论。
随后，与会师生共同聆听两场主题报告，清华大学侯旭东老师担任主持人。
东京大学吉泽诚一郎教授报告题目为《20世纪日本人的赴华旅行》。他从旅行角度观察中日关系史，指出旅行指南是研究旅行史的重要史料，但其内容常受刻板印象影响，应探究这些认知究竟如何形成，以及它们发挥了何种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日本人前往中国的旅行几乎绝迹，相关旅行指南书也不再出版。战后首部以中文出版的中国旅行指南书于1980年问世，至80年代末，自主前往中国的旅行在日本蔚然成风。这与中国作为一个“新奇”的旅游目的地、“自由行”概念的宣传、日元走强、中国政府获取外汇的需要等因素存在关联。他认为，部分旅游指南不拘泥于既定的旅游路线，而是寻求与“中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存在对刻板印象的批判，旅行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刻板印象、加深对中国的理解，进而影响日本社会对中国认知的形成，值得注意。报告结束后，吉泽诚一郎教授同与会人员就旅行记录作为史料的类型与局限、不同时期赴华旅行性质的差异等问题进行交流。
首尔大学李沅埈教授的报告题目为《“重心”之“中心”：1940年代战后经济建设构想与北京建都论》。他聚焦于1940年代的建都论争，指出主张定都北京的论者把北京视为最适合引领“新中国”工业化的“中心”，与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观点存在契合之处，它们都强调战后国家重建的核心任务，是通过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来推进经济建设；首都应该在这一工业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枢纽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应该采取“分区发展”的方式，而首都应该发挥协调各个区域的“中心”作用；为了推进经济建设和实现国家整合，还必须进一步扩充和完善全国的交通网络。北京建都论实际上充分吸收并利用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广泛接受的许多观念。这意味着北京建都论之所以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并不仅仅是因为北京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政治或地理意义，也在于它所提出的许多论据，与当时关于战后国家重建和经济建设的主流构想之间存在着相当多的契合之处。报告结束后，李沅埈教授同与会人员就国共两党政治、地域出身、国际环境等因素对建都论的影响及北京建都的自然地理条件等问题展开讨论。
至此，本届三校博士生论坛顺利结束。论坛历时两日，报告所涉时段上起秦汉、下迄20世纪，空间上覆盖东亚、东南亚等广阔地域，充分展现了与会师生的研究兴趣。参会师生在切磋砥砺中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相信也将有助于大家未来的史学研究。期待三校以论坛为纽带，继续深化交流合作，促进中国史、东洋史研究的进步。
王忠铂 撰稿 //吴小可 摄影
